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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社区治理，和三国演义有什么关系？ 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可比性。如果我们剥去科技外衣，直击人性本质，那么，我们会看到，归根结底，在今天的区块链新大陆上，和东汉末年的九州大地上，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体，一群又一群的团体，在没有中心化权威控制的大舞台上纵横捭阖，征战厮杀。 另外，区块链行业的现状，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战场： 一个战场是“传销币”战场：这个不是我们关心的战场，对于区块链传销界的牛鬼蛇神，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就好； 另一个战场是专注于区块链技术的战场：以太坊是这个战场上最主要的玩家，社区治理是以太坊最大的软肋，其他项目在社区治理方面也乏善可陈；相信本文及后续文章将会为以太坊及其他项目的社区治理贡献价值； 第三个是大企业综合应用战场：微软、阿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主要玩家，他们把区块链与AI、物联网、云边计算、5G等组合起来，帮助传统企业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从个别企业本身的层面看，有企业治理的问题，没有社区治理的问题，但是，从数字化生态的层面看，众多的企业用户将组成一个又一个新的社区，让我们姑且称之为“企业社区”，这些“企业社区”必将会遇到社区治理问题。 科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让人目眩神驰；不过，好在人性的变化非常缓慢。因此，我们总是可以回归到人性，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归纳和推演某些极其重要的事宜（比如，区块链社区治理）。 而回归到人性，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对照历史中某个相似的时代，看看人性在类似的场景下曾经怎样表现过，曾经怎样突破底线无恶不作，又曾经怎样搭建组织形成协同。 当然，在我们开始对照之前，一定要强调一下，此一时，彼一时，相似仅仅只是相似，两者的很多维度都有根本上的不同，比如，三国演义的时代，群雄争夺的是土地；区块链时代，群雄争夺的是生态系统中的支配地位，而生态系统又是不断演化，不断叠加的，新的生态系统可能会横空出世，对旧的生态系统形成降维打击；区块链的生态系统之战，打个比方，就好像，曹刘孙三家在赤壁鏖战正酣之际，有一个外星舰队降临在地球，征服了当时地球各个地区的文明。 刚才打的比方脑洞太大，真实的案例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征服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的历史：某个地区的王国、公国、侯国或部落们激战之际，蒙古大军突然杀过来，把所有的地方武装全部打得满地找牙，建立起黄金家族治理下的汗国。事实上，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率领蒙古铁骑横扫天下，除了军事技术更先进，后勤保障手段更高明之外，更关键的因素恰恰就在于，蒙古人的社区治理水平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那么，成吉思汗是怎样搞社区治理的呢？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把秘密留到文章的最后再揭晓。现在，就让我们对照一下三国演义和区块链乱局。 目前，区块链乱局，比较像董卓被杀之后，曹操迎天子之前的诸侯混战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混乱和机遇并存。谁将最终胜出，取决于项目领导核心把握机遇和进行治理的能力。机遇，隐藏在数字文明的大趋势中（企业数据化和智能化应该是富矿区）。治理，则有规律和章法可循；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历史和人性，从数千年积累的人类治理智慧和艺术中汲取养料。 区块链界的吕布和贾诩 给每个区块链大佬找一个当时的枭雄去一一对应，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过，偶尔点评一两个人，还是有点意思的事。我姑且点评两个人： 1. 孙宇晨，很像“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所谓的吕布吕奉先。 首先，论单挑能力，就像吕布一样，孙宇晨在区块链界实属独步天下的超一流高手，无论是忽悠、营销、演讲还是写作，样样超群独立。好端端的巴菲特午餐，硬是被他给玩坏了。 其次，论颜值高低，孙宇晨在区块链界的排序，也跟吕布在“三国男神颜值榜”上的位置大致相当。今天比古代更强调“颜值即正义”，所以，小孙还是蛮有几分正义的。单看颜值的话，孙宇晨比孙正义更孙正义；但是，我始终觉得，“颜值即正义”，还有隐藏着的下半句，即，“财富更正义“；小孙在财富上根本没法跟孙正义比，所以，孙正义的“光荣称号”仍然属于韩裔日本人Masayoshi Son。 第三，孙宇晨令人眼花缭乱的履历，也很像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是陈寿给吕布的评语；这八个字用在小孙身上是不是也很贴切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曹操军事集团在清晰的战略指导下不断壮大时，吕布简直就是在梦游。“波场，让互联网重新去中心化”，这根本就是一句梦呓（恐怕连孙宇晨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吕布的结局，必然是覆灭。陈寿说得非常到位，“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 波场的下场，必然也是覆灭。但是，孙宇晨本人，却很可能凭借他超群的单挑能力和出众的颜值找到自己的新风口。这就是“投身商战”胜过“参与战争”的地方。 2. 李笑来，有点像贾诩贾文和。 第一，贾诩很善于自保，他一生换过好几次老板，在乱世中凭着审时度势的高超智慧，保全自己和家人，最后寿终正寝，享年77岁，且身前身后都受到君主的尊重。李笑来也极其善于自保；他在幕后操盘EOS的时候，做了一套法律文件，把自己和团队的所有法律责任全部撇得干干净净；也就是说，按照法律文本，他们在收到募集的数字货币之后，没有一丝一毫的义务去做任何事情。如果EOS中途烂尾，一个EOS投资人想要走法律途径去维权，那么，他/她在认真地读完对广大投资人的“事先约定”文件之后，他/她只能说，“好吧，李笑来，我哭去。” 第二，贾诩对于大趋势和大格局的判断是准确的。李笑来早早地参与比特币，做布道者，写且讲《通往财富自由之路》，证明他确实有先见之明。 第三，贾诩劝逃亡中的李傕郭汜反攻长安，献计助张绣两败曹操，又主导张绣归降曹操，献离间计瓦解马超韩遂。贾诩的计谋多是从人性出发，且道德感松弛；而李笑来有两句名言，“SB的共识也是共识；有共识，也会产生价值”，“管你是投机还是投资，赚到钱的才是成功”；若贾诩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这两句话，想来他也是赞同的。 之所以点评孙宇晨和李笑来，一方面是暖场，另一方面，孙宇晨、李笑来、EOS确实与“社区治理”这个话题有关。 波场的社区治理，“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孙宇晨。波场的官网，基本上围绕着孙宇晨来展开营销和宣传。波场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比较极端，但也代表了一部分拥有“网红创始人”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花币民的钱打造创始人的个人品牌。 EOS，曾经被认为是社区治理的典范；但是，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项目方在拿到募集的数字资产之后，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和义务”，仅仅这一条就完全违反了人性，仅仅这一条就足以摧毁任何精巧设计的治理结构和规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责、权、利”三者必须匹配，否则，就一定会出现重大的治理问题（很多煞费苦心的治理结构设计，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把“责、权、利”三者匹配起来）。EOS背后的Block.one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与EOS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已经决定了EOS基本上要归零的命运）。 正是因为EOS幕后大佬的动机不纯，发心不正，所以，那些模仿美国宪法和“三权分立”政体搞出来的EOS宪法和治理结构都是沙上建塔，自欺欺人（当然，主要是为了欺人，为了多忽悠一些人，为了多募集一些数字资产）。 什么是好的治理？ 亚里斯多德认为，政体的好坏，不取决于政体的形式，而取决于运作该政体的人的好坏。EOS的治理，简直就是这个观点的最佳注解。在我们所讨论的范畴内，政体，可以被看作治理结构。 亚里斯多德把政体分为三种，而根据由好人运作和由坏人运作之不同，就有六种基本政体： 在好人运作下，如果一个人治理，那就是君主制；如果少数人治理，那就是贵族制；如果多数人治理，那就是民主制。 在坏人运作下，如果一个人治理，那就是僭主制；如果少数人治理，那就是寡头制；如果多数人治理，那就是民粹制。 亚里斯多德生活在罗马共和国崛起之前，他没有看到古罗马人创造性地糅合了他所列举的三种基本政体，搞出来一个混合政体，又称共和制。混合政体具有相对于三种基本政体来说更大的稳定性和先进性，帮助古罗马人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协同，对于古罗马的强势崛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于2018年10月份曾经在《商业共和国》一文中探讨过怎样借鉴罗马共和国来搭建区块链社区治理结构。不过，现在，出于对人性更深刻的认识，我觉得，罗马共和国的模式恐怕不适合大多数区块链社区，因为很多区块链社区的成员根本没有参与治理的意识。 区块链社区如果要搭建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实现良善的治理，那么，首先项目的领导核心必须有格局有视野有胸怀有智慧，选择的治理结构也必须是适合自己的。只有适合自己的治理结构，才是好的治理结构；在重大变化发生之后，相应地，治理结构也要跟着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算是适合自己？怎样变，才能让治理结构与新形势下的自己再度适合起来？ 显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深入地了解社区的组成，人口统计学数据，成员的权利意识以及以往的自治经验等等（成员们的自治经验极为重要，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社会之后，发现美国民众有普遍的长期的自治传统；他认为，这是美国式民主能够在美国行得通的最重要的原因；后来的事实证明，把美国政体移植到非洲某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毫无疑问，每个社区，甚至每个城市的分会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需要项目方和基金会花心思去了解和深入分析。 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社区治理的共通之处。 高水平治理的六大目标对于一切人类组织都是普适的，这六大目标也是社区治理的共通之处。这六大目标有点儿像“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积极行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每个人的修炼目标；在头脑中有这七个习惯的清晰定义，把它们挂在醒目的地方常常提醒自己，这本身就是很有价值很有帮助的事情。我整理出高水平治理的六大目标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因此，你不会觉得这六大目标有什么惊艳，或有什么革命性；另外，你也不需要哀怨地说，“好虽然好，但是奴家做不到啊”。做不到很正常，知道什么是好的，知道要朝着哪个方向去努力，就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目标的清晰化本身就是价值。知道自己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你就已经比那些不知道目标的人强了很多。 高水平治理的六大目标： 1）领导核心的协同； 2）顶级人才的获得； 3）人才的上升通道； 4）精英和普通人的协作； 5）民间力量的引导； 6）外部力量的整合 区块链社区想要实现有效的好的治理，就要以上述六大目标为努力方向，反复地问自己： “在我们的社区，怎样实现领导核心的协同？” “我们社区要怎样才能获得顶级人才，并且留住他们？” “我们社区要怎样打通人才的上升通道，让人可以通过努力做贡献来改变命运？” “我们社区要怎样让精英和普通人更好地协作，而不是相互嫌弃相互伤害？” “我们社区要怎样引导民间力量，发挥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我们社区要怎样与其他组织去结盟，或联手压制我们共同的敌人？” 现在，我们用三国演义的故事和区块链来梳理一下这六大目标（在每一个目标下，先讲三国故事，再讲区块链）。 一、 领导核心的协同 李傕和郭汜反攻长安之后，大权在握，两个人本来亲密无间，后来因为一些小事搞得反目成仇（过程还特别狗血，这里就不八卦了，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李郭二人水火不容，各自拉一彪人马乱打一气，既让百姓受苦，又自掘坟墓。 对照区块链，很多链都有硬分叉，并且硬分叉之后势如水火，这就是领导核心的分裂。虽然，有时候，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达成领导核心的协同，避免分裂，是创始团队和大股东们应该努力达成的目标。 二、 顶级人才的获得 郭嘉曾经在袁绍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但他很快就发现袁绍不具备领袖的格局和素质，于是，郭嘉离开了袁绍，在家赋闲6年之久。后来，经过荀彧推荐，郭嘉与曹操面谈，两人一拍即合，开启了一段英雄惜英雄的佳话。在曹操军事集团统一北中国的过程中，郭嘉的智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屡屡在重要关头帮助曹操把扑朔迷离的局势看得清清楚楚。 比特币之所以能发展起来，离不开小V（Vitalik Buterin）和吴忌寒等顶级人才的贡献。离开比特币后，小V自立门户，吴忌寒搞比特币现金，他们都有过辉煌，而对于比特币社区来说，小V和吴忌寒的离去，确确实实是顶级人才的流失。以太坊自身也流失了顶级人才（比如，Lane Retting）。 三、 人才的上升通道 曹操曾经三下“求贤令”，强调唯才是举，不论出身，甚至不论是否背负污辱之名（类似于韩信、陈平和吴起）。张辽是一名降将，但是，通过一场又一场硬仗血仗打下来，逐步升迁，被曹操拜为征东大将军，相当于东线战区司令员。 区块链社区，也要打通人才的上升通道，让有本事的人通过努力拼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区块链打开的就是一个新大陆，社区应该招募人才，给他们提供支持，让他们去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哪个社区在这方面做得好，哪个社区就更有可能发展壮大。 四、 精英和普通人的协作 曹操有一支由精英组成的骑兵部队，虎豹骑。这支部队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南皮之战中，在战场上杀死袁谭；接着又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征乌桓时，在战场上斩下乌桓单于蹋顿的首级；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长坂坡之战中击破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大破以马超为首的关西军团；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在下辩击破吴兰。” 虎豹骑，是精英，但是他们也需要友军的支持和协同。友军，则是由普通人组成。所谓“以正合，以奇胜”：普通人组成的正兵与敌人形成对峙，精英组成的奇兵才能更好地找到致胜的良机。 区块链项目中核心团队成员属于精英，开发者、投资者、布道者、KOL中也有不少精英，这些人很重要，但是，他们也离不开普通人的支持。社区治理，一定要针对精英和普通人的不同诉求来设计不同的激励方案（有些东西，精英们很在意，而普通人则不那么在意；反之亦然）。 五、 民间力量的引导 东汉末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战乱和蝗灾严重破坏了农业。枣祗（音zhī）建议曹操实行屯田制： “首先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把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实施的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屯田制的实施，不仅为曹操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军粮问题，而且还为他争取了大量的人口，从而加快了曹操统一北方的进程。枣祗也因此被提升为陈留太守。但可惜的是，枣祗不久就因病去世。事隔多年，曹操对枣祗还念念不忘，追封枣祗为列侯，并让他的儿子袭其侯位。” 屯田制，能最有效地引导民间力量，把流民组织起来，既解决了流民问题，又寓兵于农，实现耕战一体化。当年商鞅在秦国搞变法，本质上就是把秦打造成耕战一体化的军国主义国家。在古罗马早期，公民兵的主力也是自耕农；这种军人的突出优点是坚韧，能吃苦，经过严格训练之后纪律性极强，即使将领阵亡也能继续战斗，因此，罗马军团常常反败为胜。 抗战中，八路军在遭受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搞军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出名的要数被一曲《南泥湾》唱红了的三五九旅；同时，中国共产党组织边区人民“劳动互助，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给。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其实，这一段历史对于今天的区块链社区最有启发性） 区块链社区里除了大佬、大神、大咖，和即将成为大佬、大神、大咖的精英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他们蕴藏着巨大的民间力量。如果项目方和基石投资者把普通人看作韭菜，那就不需要再费劲搞什么社区治理了，直接按照所谓的“模式”去操作去收割就好了。我们在这里费这么大劲，讨论社区治理，显然是默认了项目方和基石投资者不打算割韭菜，而是打算做一个长期的事业，就像亚马逊、腾讯、阿里和华为那样。有“诗和远方”很好，同时，也要把“眼前的苟且”过好，过成“眼前的大生产运动”：也就是说，把这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组织起来，发动起来，让他们“来了就有事做，做了事就有奖”，具体做什么奖什么，那就涉及通证经济系统的设计。 如果一个社区能够让聪明且诚信的成员们有实际的事情可以做（所谓实际的事情，显然不是“拉人头”，而是在实体经济中有实际价值的事情），并且，能够根据成员所做的工作的质和量公平合理地支付报酬，那么，这个社区就能活下去，并且活得越来越好。有很多人已经失业，今后还会有更多人失业，这些人实际上有工作能力，也自带流量，自带数据，其中有一些人还很讲诚信。如果能够把那些优秀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区，让合适的人自由搭配组合，创立小组、公司、俱乐部等等组织，以个人或组织形式，为社区内部或外部的客户提供有特色的服务，那么，这个区块链社区既解决了一部分社会问题，又为创始团队和每一个投资人创造了金钱上的回报。 某种意义上，上一段探讨的构想，是一个以失业人士和即将失业人士为主体，共享技能，共享流量，共享数据的生态系统，有社区治理机构来提供公共产品（秩序、文化、培训、种子基金等），有各式各样的公司、组织和个人提供独具特色的个性化的服务。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长期持有通证来获益，也可以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来获益，也可以通过导入流量来获益，也可以通过有偿提供脱敏数据来获益，也可以通过创业来获益，还可以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获益。 六、 外部力量的整合 曹操统一北中国，重创乌桓，多次击败南匈奴，南匈奴不得不臣服。匈奴单于呼厨泉前来邺城朝觐，被曹操扣留下来，天天好酒好肉招待；曹操把匈奴分为五部，让他们各自为政，又派右贤王回去管理，从而分化匈奴实力，解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每个区块链项目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环境。 项目方要想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外部环境是怎样的？在这个环境中，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发展战略是什么？怎样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实施发展战略，达成目标？在目前这个阶段，谁是我们的盟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在什么情况下，敌友关系会发生变化？我们要怎样提前做好敌友关系逆转的准备（襄樊-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背后的外交风云很值得我们回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人搞了几百年的“大陆均势外交”更有启发）？ 上面简单地梳理了高水平治理的六大目标。如果领导核心能够常常对照这六大目标，那她就更有可能避免低级错误。所谓低级错误，是指明显与六大目标相悖的错误，比如： 1. 袁绍和刘表在继承人问题上犹疑不决，令领导核心内部不和，勾心斗角；与第一大目标“领导核心的协同”背道而驰。 2. 袁绍“外宽內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总之，袁绍格局气度和素质都不够，得到郭嘉，又失去郭嘉而不自知；与第二大目标“顶级人才的获得”背道而驰（这个错误，是算低级错误，还是算高级错误，存疑哈；对于顶级人才，既要能吸引，能识别，还要能拿得住，用得好；可见，获得顶级人才的难度确实是很大的；“一切卓越的事物都是困难而稀少的”，卓越的人物更是如此）。 3. 慈禧废除科举制度，却又没有推出替代性的晋身之阶；这就违背了“人才的上升通道”这个大目标，酿成了“乡绅变劣绅”的恶果，为若干年后的国共战争埋下了伏笔。 4. 美国社会现在是撕裂的，就在于精英和普通人之间没有很好的协作。美国精英靠全球化赚钱，不需要铁锈带上的下岗工人，也不需要中西部的老农民。美国普通人没有搭上全球化的车，眼看又要错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船，所以，他们憎恶精英，喜欢“杠精影帝段子手”川普。川普很精明地利用了这种民粹主义情绪，与建制派的精英们周旋，玩得不亦乐乎。但是，“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马太福音12章）。违背“精英和普通人的协作”这个目标，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错误。古罗马人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前后，就吃了这个大亏：贵族日渐富有，而公民兵却丧失了土地。内乱，战败接踵而至；盖乌斯·马略军政改革，把失地公民兵改变成职业军人，缓解了“阶层矛盾”，但是，也开启了“军队私有化”进程，为下一轮内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略，你干得真棒！喜欢“罗马人的故事”的人如是说）。 5.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民间的力量是惊人的。而不注重对“民间力量的引导”，甚至残害民间力量的枭雄们，那真是一抓一大把。反攻长安得手后，“李傕、郭汜、樊稠三人共同把持朝政，随自己喜好任免官员，又常纵兵劫掠，几年内三辅百姓损失殆尽。”更夸张的是，兴平元年（194年），“全国大荒，李傕因为军队粮食不够，不听贾诩所言而侵夺献帝原本要拿来赈灾的钱财。接着李、郭、樊因为军队还是缺粮，竟任由军队掠夺百姓，造成更严重的饥荒，关中百万以上的人口，各自饿死逃窜，纷纷南迁至刘表、刘焉、张鲁等人的领地。”很显然，虽然同样姓李，但是，李傕就不懂李世民所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对于李傕来说，军队是命根子，老百姓则只是鱼肉，和韭菜；每每想吃韭菜炖鱼肉的时候，就冲过去薅两把。李傕的想法，跟搞“传销币”的区块链枭雄们的想法很是一致，而且这种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最终扫平这些枭雄们的英主则在格局、眼光和素质上占绝对优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6. 关羽没有处理好和东吴的关系，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飞则是没有处理好和部下的关系，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飞的案例，算是“精英和普通人的协作”的反面教材）。关羽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看清楚东吴始终是自己的死敌和劲敌，表面谦恭有加，暗地里磨刀霍霍，企图早日拿回荆州。关羽的错误，多少有一点像荷兰人在英荷战争时的错误：信奉新教的荷兰人误以为非天主教的英国会信守英荷之间签订的盟约，在天主教法国入侵的时候，帮助自己抵抗法国人；而事实上，英国早就想取代荷兰的海上霸主地位，联合法国从海陆两线攻击荷兰，经过四次 |
